 千百年来，官溪是乡土社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当时方圆几十公里，有五个重要商镇，如果以官溪为中心的话，东北角是江西玉山的八都，相隔20华里，走甘岭小道，仅有15华里；东南角是浙江江山的新塘边，相距35华里；西边是江西广丰的排山，彼此25华里；西南边是浙江江山的峡口，距离35华里。 在传统社会，这五个商镇应当是闽浙赣交界地区区域商贸的枢纽地带，其中核心点是峡口，中转站是官溪，排山、八都和新塘边是外围要塞。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是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，方圆几十公里仅有这五个商镇有固定的集市，也就是定期赶圩的日子，而其他地方则没有，其中新塘边逢一逢六，官溪逢二逢七，排山逢三逢八，峡口逢四逢九，八都逢五逢十，每个商镇农历每月各有六个赶集之时辰，彼此不重叠。一个行商坐贾，每个月从农历初一到三十，理论上可以每天赶集，初一新塘边、初二官溪、初三排山，还有初四峡口、初五八都，五天一个轮回，几乎可以跑遍闽浙赣三角地带边区贸易的中心集镇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官溪南边30里的江山凤林，解放前也是一个传统集镇，但是相对峡口、官溪，人气差很多，市面难言繁华。  传统社会集镇和路亭的设置与管理，自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，应当是了解在地文化的一个窗口，一把钥匙。五个商镇相互影响、相互渗透，又有各自的“势力范围”，在所管辖的区域，自然是绝对的中心，吸附力和影响力谁与争锋。官溪是传统社会闽浙赣一条重要古商道上的一个中转站。沿着山脉溪流，官溪集市的辐射范围，东边连结了浙江江山的南坞、政棠、新塘边，东南方向串连了浙江江山的三二都、凤林、峡口，还有江西广丰的管村，南边、西边承接了江西广丰的社后、排山、五都、杉溪，甚至影响了江西上饶的沙溪、壶桥，东北方向衔接江西玉山的八都、群力。这一带乡镇的百姓村民、贩夫走卒，每逢集日，一般蜂拥到官溪赶集，当然官溪人也经常往来于这些地方。实际上有规律可循，那就是以官溪为中心，走路半天，最多一天的脚程，符合乡土社会传统商贸的半径。这些地方，几乎是官溪集市的辐射之地。这一带的客商、货物主要汇集官溪，要么直达峡口，要么汇聚凤林，通过凤林溪用竹排木筏，把货物拖运到峡口。如果以官溪为传统商道的出发点，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：官溪——三二都——凤林——峡口，由此越过仙霞岭，直达廿八都，然后进入福建浦城地界，这是一条传统的闽浙赣边贸易商道。“廿八都尽尾”、“挑浦城担”，这是江山方言一个专门的术语，特指大交通、大贸易时代还没有出现之前，传统闽浙赣边区贸易货物流通的形象比喻，“挑浦城担”成为周边部分乡亲的重要谋生手段，那是羊肠小道、手推肩挑背扛的年代。  在闽浙赣现代交通修建之前，官溪、峡口、排山、八都和新塘边——这五个商镇是传统闽浙赣边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这里的现代交通，指现代的铁路、公路的修建。官溪集市的衰败，最先征兆是浙赣铁路的修建。浙赣铁路东起浙江杭州，西至湖南株洲，横贯浙江、江西和湖南三省。为了运送江西萍乡煤矿的煤，浙赣线于1899年开始兴建湖南株洲至江西萍乡段，1929年至1937年，分别修建了杭江段（杭州至江山）和玉萍段（玉山至萍乡），所以浙赣铁路全线贯通是1937年。官溪人盛传，当年建造浙赣线的时候，火车规划通过官溪，但是官溪有手眼通天的能人，当心族中的良田受损，于是通过关系，让铁路拐了个弯，火车从新塘边直插玉山下镇方向走了。1958年大练钢铁的时候，为了运送矿石，铁路还铺到南坞下面5里路左右的驼背桥头，轰轰作响的火车，还是没有延伸到官溪。官溪从此失去了通连铁路的机会。这仅是官溪人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，颇有“白头宫女话玄宗”的味道，真假难辨，但是多少折射出“失去才知道珍贵”的心态。 浙赣铁路通车，更多地是影响浙江、江西沿路的传统商铺，对浙江、江西与福建三省交界边区贸易的影响应当不大。广丰、玉山、江山一带的货物，要运往福建浦城的话，还是必须经过这五个商镇的周转。当年的茶叶客、烟叶客络绎不绝，一路上都是嘎吱、嘎吱作响的羊角车，从江山、广丰、玉山，甚至上饶来的客商，汇集官溪，然后翻山过竹岩，到凤林、峡口，进入福建地界。相反地，应当说正是浙赣线修建这段时间，官溪恰好是最为繁忙的历史阶段之一。浙赣线江山段，有一个新塘边马家仓火车站，在大规模地施工时期，官溪与新塘边之间的人流、物流，络绎不绝。至于方圆几十里的村民、山民，卖些辣椒、南瓜、茄子、茶叶、鸡蛋什么的土货山珍，随着季节时令的变化，肩挑、手提，甚至推拉各种车辆，汇集官溪集市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官溪集市声名远扬，很繁华很热闹，每逢墟日，往往到下午才散去，有时还拖到傍晚。那时官溪有很多旅社、饭店，供过往行人歇脚、吃饭、过夜。  乡土社会的中国，以宗族、家族为社会结构的基础，对帝王而言是“家天下”，对宗族来说是“家山水”，绵延数千年；每个乡村几乎被一个或几个聚族而居的宗族所把持，祠堂是所有家族的精神象征和神经枢纽，一切仪式活动和重大决策都在这里举行；社会个体脱离了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，几乎难以生存立足。可以说，乡土中国的社会重心，不在城镇，而是在乡村。大凡在外地当兵、读书、做官和经商的族人，心系乡土，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落魄潦倒的，荣归故里、落叶归根是所有人的梦想，有成就、有声望的，修祠堂，做公益，搞慈善，提携子弟，服务族人。  与官溪盛衰荣辱相生相伴的，是胡氏家族，那是一根线上的蚂蚱。晚清至民国时期，外村有所谓的“四家头”（“世家头”，胡氏四大家族）这么一说，也就是兄弟四人，各自繁衍、各人努力，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四个名门望族。作为“兄弟”，内村胡氏不居人后，强人、能人、贤人辈出。胡氏家族坐拥良田，经营各种店铺，族中子弟多有出息，读书、经商、做官，甚至在行伍，都有一些出人头地的大、小人物。如同异地他乡的豪门一样，这些实力雄厚的家族，通过横向联姻的方式，“亲上加亲”，如同滚雪球一样，把家族势力尽可能地往外延伸。胡氏家族的势力，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官溪这片族地，周边县乡，方圆数十里，都有胡氏家族的田产、店铺，以至于到改革开放时期，官溪乡还有许多“飞地”——官溪的山水田地在其他乡镇的地盘！解放前，外村胡永祖弟兄三人在广丰购有良田千担，收租时节，十里佃农，好不热闹，人称“租（祖）老板”。 20世纪80年代初，官溪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，采用抓阄、抽签的方式，按人头分田到户，很多乡亲在官溪之外分到田地。家在内村祠堂外的胡老师，迄今还有水田在江山三二都，租给当地人种，那是当年内村大队的田地。1988年师范毕业回家乡官溪中学教书的胡老师儿子，还骑着自行车去三二都收过田租——一蛇皮袋稻子！从产权角度来看，如果没有划拨出去的话，这块田地现在依然属于胡老师家所有。有一阵子，官溪人敲锣打鼓，把田地送给人家，还怕对方不要，丢下地契什么之类的，转头就跑。这是历史遗留的现象，从中可知官溪胡氏家族势力之炽盛。官溪有一个关于宗族械斗的传说，可以佐证胡氏宗法势力的强悍。从前胡氏家族与其他地方的家族因为田地纠纷而发生宗族械斗，胡氏宗亲成群结队地，提着写着大红“胡”字的灯笼，连夜奔赴现场，一路上灯火相连，蔚为壮观；正当“后续部队”整装待发，“先头部队”已经摆平事情，探子回来报喜了！可以说，外村、内村的胡氏家族，携手并进，共同把官溪推向兴盛，成就了官溪的声望。遗憾的是，官溪的繁盛，没有与时俱进。 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已经脱胎换骨了，官溪依然老神在在，“洞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”。不经意间，官溪人发现周边村镇的乡民不再来赶集了，集镇悄然逝去往日的喧闹，终于“一觉惊醒梦中人”，然而一切已经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了。官溪命中注定是一颗流星，而非恒星！我们欣赏、惊叹流星刹那间的绚丽，那道美丽的弧线撞击着每个目击者，凄美、哀婉。扪心自问一下，我们关注过“官溪”这颗流星的生命轨迹吗？流星从哪里来？又终将去何方？官溪人，请停下你那匆匆的脚步，深呼吸，猛回头，仔细地凝视一次这颗熟悉又陌生的流星吧。“官溪”之盛，在集镇，在文脉，在盘旋崎岖的商道，在依恋故土的乡绅…… 原文转自：新浪微博 官溪社区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