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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溪游子 发表于 2014-12-27 16:42:02
千百年来,官溪是乡土社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当时方圆几十公里,有五个重要商镇,如果以官溪为中心的话,东北角是江西玉山的八都,相隔20华里,走甘岭小道,仅有15华里;东南角是浙江江山的新塘边,相距35华里;西边是江西广丰的排山,彼此25华里;西南边是浙江江山的峡口,距离35华里。
在传统社会,这五个商镇应当是闽浙赣交界地区区域商贸的枢纽地带,其中核心点是峡口,中转站是官溪,排山、八都和新塘边是外围要塞。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是,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,方圆几十公里仅有这五个商镇有固定的集市,也就是定期赶圩的日子,而其他地方则没有,其中新塘边逢一逢六,官溪逢二逢七,排山逢三逢八,峡口逢四逢九,八都逢五逢十,每个商镇农历每月各有六个赶集之时辰,彼此不重叠。一个行商坐贾,每个月从农历初一到三十,理论上可以每天赶集,初一新塘边、初二官溪、初三排山,还有初四峡口、初五八都,五天一个轮回,几乎可以跑遍闽浙赣三角地带边区贸易的中心集镇。需要指出的是,官溪南边30里的江山凤林,解放前也是一个传统集镇,但是相对峡口、官溪,人气差很多,市面难言繁华。
传统社会集镇和路亭的设置与管理,自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,应当是了解在地文化的一个窗口,一把钥匙。五个商镇相互影响、相互渗透,又有各自的“势力范围”,在所管辖的区域,自然是绝对的中心,吸附力和影响力谁与争锋。官溪是传统社会闽浙赣一条重要古商道上的一个中转站。沿着山脉溪流,官溪集市的辐射范围,东边连结了浙江江山的南坞、政棠、新塘边,东南方向串连了浙江江山的三二都、凤林、峡口,还有江西广丰的管村,南边、西边承接了江西广丰的社后、排山、五都、杉溪,甚至影响了江西上饶的沙溪、壶桥,东北方向衔接江西玉山的八都、群力。这一带乡镇的百姓村民、贩夫走卒,每逢集日,一般蜂拥到官溪赶集,当然官溪人也经常往来于这些地方。实际上有规律可循,那就是以官溪为中心,走路半天,最多一天的脚程,符合乡土社会传统商贸的半径。这些地方,几乎是官溪集市的辐射之地。这一带的客商、货物主要汇集官溪,要么直达峡口,要么汇聚凤林,通过凤林溪用竹排木筏,把货物拖运到峡口。如果以官溪为传统商道的出发点,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:官溪——三二都——凤林——峡口,由此越过仙霞岭,直达廿八都,然后进入福建浦城地界,这是一条传统的闽浙赣边贸易商道。“廿八都尽尾”、“挑浦城担”,这是江山方言一个专门的术语,特指大交通、大贸易时代还没有出现之前,传统闽浙赣边区贸易货物流通的形象比喻,“挑浦城担”成为周边部分乡亲的重要谋生手段,那是羊肠小道、手推肩挑背扛的年代。
在闽浙赣现代交通修建之前,官溪、峡口、排山、八都和新塘边——这五个商镇是传统闽浙赣边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这里的现代交通,指现代的铁路、公路的修建。官溪集市的衰败,最先征兆是浙赣铁路的修建。浙赣铁路东起浙江杭州,西至湖南株洲,横贯浙江、江西和湖南三省。为了运送江西萍乡煤矿的煤,浙赣线于1899年开始兴建湖南株洲至江西萍乡段,1929年至1937年,分别修建了杭江段(杭州至江山)和玉萍段(玉山至萍乡),所以浙赣铁路全线贯通是1937年。官溪人盛传,当年建造浙赣线的时候,火车规划通过官溪,但是官溪有手眼通天的能人,当心族中的良田受损,于是通过关系,让铁路拐了个弯,火车从新塘边直插玉山下镇方向走了。1958年大练钢铁的时候,为了运送矿石,铁路还铺到南坞下面5里路左右的驼背桥头,轰轰作响的火车,还是没有延伸到官溪。官溪从此失去了通连铁路的机会。这仅是官溪人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,颇有“白头宫女话玄宗”的味道,真假难辨,但是多少折射出“失去才知道珍贵”的心态。
浙赣铁路通车,更多地是影响浙江、江西沿路的传统商铺,对浙江、江西与福建三省交界边区贸易的影响应当不大。广丰、玉山、江山一带的货物,要运往福建浦城的话,还是必须经过这五个商镇的周转。当年的茶叶客、烟叶客络绎不绝,一路上都是嘎吱、嘎吱作响的羊角车,从江山、广丰、玉山,甚至上饶来的客商,汇集官溪,然后翻山过竹岩,到凤林、峡口,进入福建地界。相反地,应当说正是浙赣线修建这段时间,官溪恰好是最为繁忙的历史阶段之一。浙赣线江山段,有一个新塘边马家仓火车站,在大规模地施工时期,官溪与新塘边之间的人流、物流,络绎不绝。至于方圆几十里的村民、山民,卖些辣椒、南瓜、茄子、茶叶、鸡蛋什么的土货山珍,随着季节时令的变化,肩挑、手提,甚至推拉各种车辆,汇集官溪集市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官溪集市声名远扬,很繁华很热闹,每逢墟日,往往到下午才散去,有时还拖到傍晚。那时官溪有很多旅社、饭店,供过往行人歇脚、吃饭、过夜。
乡土社会的中国,以宗族、家族为社会结构的基础,对帝王而言是“家天下”,对宗族来说是“家山水”,绵延数千年;每个乡村几乎被一个或几个聚族而居的宗族所把持,祠堂是所有家族的精神象征和神经枢纽,一切仪式活动和重大决策都在这里举行;社会个体脱离了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,几乎难以生存立足。可以说,乡土中国的社会重心,不在城镇,而是在乡村。大凡在外地当兵、读书、做官和经商的族人,心系乡土,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落魄潦倒的,荣归故里、落叶归根是所有人的梦想,有成就、有声望的,修祠堂,做公益,搞慈善,提携子弟,服务族人。
与官溪盛衰荣辱相生相伴的,是胡氏家族,那是一根线上的蚂蚱。晚清至民国时期,外村有所谓的“四家头”(“世家头”,胡氏四大家族)这么一说,也就是兄弟四人,各自繁衍、各人努力,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四个名门望族。作为“兄弟”,内村胡氏不居人后,强人、能人、贤人辈出。胡氏家族坐拥良田,经营各种店铺,族中子弟多有出息,读书、经商、做官,甚至在行伍,都有一些出人头地的大、小人物。如同异地他乡的豪门一样,这些实力雄厚的家族,通过横向联姻的方式,“亲上加亲”,如同滚雪球一样,把家族势力尽可能地往外延伸。胡氏家族的势力,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官溪这片族地,周边县乡,方圆数十里,都有胡氏家族的田产、店铺,以至于到改革开放时期,官溪乡还有许多“飞地”——官溪的山水田地在其他乡镇的地盘!解放前,外村胡永祖弟兄三人在广丰购有良田千担,收租时节,十里佃农,好不热闹,人称“租(祖)老板”。
20世纪80年代初,官溪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,采用抓阄、抽签的方式,按人头分田到户,很多乡亲在官溪之外分到田地。家在内村祠堂外的胡老师,迄今还有水田在江山三二都,租给当地人种,那是当年内村大队的田地。1988年师范毕业回家乡官溪中学教书的胡老师儿子,还骑着自行车去三二都收过田租——一蛇皮袋稻子!从产权角度来看,如果没有划拨出去的话,这块田地现在依然属于胡老师家所有。有一阵子,官溪人敲锣打鼓,把田地送给人家,还怕对方不要,丢下地契什么之类的,转头就跑。这是历史遗留的现象,从中可知官溪胡氏家族势力之炽盛。官溪有一个关于宗族械斗的传说,可以佐证胡氏宗法势力的强悍。从前胡氏家族与其他地方的家族因为田地纠纷而发生宗族械斗,胡氏宗亲成群结队地,提着写着大红“胡”字的灯笼,连夜奔赴现场,一路上灯火相连,蔚为壮观;正当“后续部队”整装待发,“先头部队”已经摆平事情,探子回来报喜了!可以说,外村、内村的胡氏家族,携手并进,共同把官溪推向兴盛,成就了官溪的声望。遗憾的是,官溪的繁盛,没有与时俱进。
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已经脱胎换骨了,官溪依然老神在在,“洞中方一日,世上已千年”。不经意间,官溪人发现周边村镇的乡民不再来赶集了,集镇悄然逝去往日的喧闹,终于“一觉惊醒梦中人”,然而一切已经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了。官溪命中注定是一颗流星,而非恒星!我们欣赏、惊叹流星刹那间的绚丽,那道美丽的弧线撞击着每个目击者,凄美、哀婉。扪心自问一下,我们关注过“官溪”这颗流星的生命轨迹吗?流星从哪里来?又终将去何方?官溪人,请停下你那匆匆的脚步,深呼吸,猛回头,仔细地凝视一次这颗熟悉又陌生的流星吧。“官溪”之盛,在集镇,在文脉,在盘旋崎岖的商道,在依恋故土的乡绅……
原文转自:新浪微博 官溪社区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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