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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仔大叔 发表于 2014-12-27 23:25:08
作为省市交界地带的村镇，既可以是优势，还可以是劣势，关键在于有没有与时俱进，从传统纳入现代的产业体系、商贸体系，而商贸体系的变革，与交通路线的变更息息相关。现代交通与传统商道颇有关联性，甚至还有一致性，因为有些路线是重叠的。官溪集市的衰败，严格来讲是由于浙闽、浙赣、赣闽各级公路，特别是省道、国道通车之后开始的。
浙闽公路，从浙江江山的淤头、峡口越过仙霞关，直通福建浦城。当前浙闽大通道205国道和G3京台高速，实际上就是传统浙闽商道的现代版。赣闽公路兵分两路，一条省道从江西上饶、铅山，越过武夷山脉的分水关，直达福建崇安（现在的武夷山），还有一段路线重叠的江西上饶至福建宁德的G1514宁上高速，就是传统赣闽商道的现代版；一条是从江西广丰至福建浦城的省道。
浙赣公路，有两条省道影响官溪巨大，一条从浙江江山的凤林、三二都经过江西广丰的社后、排山，直达江西广丰、上饶；一条从浙江江山的贺村、淤头经过江西玉山的八都，拐个弯，直插玉山的腹地群力、六都。这两条省道，不知什么缘故，都绕开了官溪。随着交通的变革，商道也随之变更，机械动力代替了人力、畜力，公路、铁路，以致航海、航空路线，成为现代社会的大动脉，汽车站、火车站，还有码头、空港则成了现代商业网络的节点，社会整合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。鼎鼎大名的河南郑州、河北石家庄，交通的变革是这两座城市崛起的重要因素。放眼浙赣闽三省交界区域的现代交通体系，官溪处于“三不管”——天不管、地不管和人不管的三角地带，没有一条跨省的现代铁路、公路通过，更遑论高速、高铁了。
官溪为什么没有纳入现代化的交通体系？当中也许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。这是官溪两省三县交界的地理位置决定的。偶然性在于，如果当年规划交通的时候，能把这个三不管地带纳入现代交通，官溪则永生；必然性在于，一旦这个机会没有，或者失去了，官溪则必然衰败了。结果人尽皆知，谜底只有天晓得！“温水煮青蛙”，作为传统步行商道一个重要中转站的官溪，从浙赣铁路通车开始，逐渐拉开了边缘化的序幕。之后随着形势变革，官溪逐渐萧条，特别是鹰厦铁路通车，闽浙赣大规模的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的交换主要依赖铁路、公路，还有飞机、轮船，传统步行商道骤然失去了重要性，直接影响了步行商道上各个驿站的兴衰荣辱。官溪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传统驿站。
1952年官溪划归江西，意味着官溪在江山、浙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降低，开始失去优势；2001年官溪归并八都，分崩离析为若干个行政村，又一次宣告官溪在玉山、江西地理位置中彻底的边缘化。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。大交通带来的是大交流、大贸易，传统自成体系的区域性小规模贸易体系随之瓦解。当年并驾齐驱的五个商镇，“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”。非常遗憾的是，随着时移世变，五个商镇当中，只有官溪没有赶上时代的步伐，逐渐地被边缘化，仅是衍变为若干互不干涉、完全独立的行政村，峡口、排山、八都和新塘边，则陆续地由乡升格为镇，俨然成为一方区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究其原因，关键在于峡口、排山、八都和新塘边这四个地方有机而有效地融入现代产业体系、交通体系了，而且繁盛的程度，与融入的深度正相关，产业越厚实、交通越发达的地方，经济越繁荣。浙江江山的峡口、新塘边姑且不说，有水路、陆路，有省道、国道，峡口通高速，新塘边还通火车，市场相对成熟，所以这两个地方发展的最好，当中也许有省域经济地区差异的因素，但关键还是峡口、新塘边的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备，产业造血功能的健全。
由于浙赣铁路、鹰厦铁路，新塘边由当年闽浙赣边边区贸易的外围，一跃而成为浙闽贸易的前沿。排山距离广丰县城仅25华里，交通便利，况且广丰又深受上饶的吸附，排山有大腿可抱有靠山可靠，承接了广丰、甚至上饶的辐射，排山的繁华自然今非昔比。相较而言，八都相隔玉山县城40华里，接受玉山的辐射相当有限，又处于闽浙赣边贸易的外围，加之交通不甚发达，产业没有成规模，所以发展相对滞后一些。
至于官溪，被排斥在现代产业体系、交通体系之外，接受中心城镇的辐射几乎为零，一如当年的山高皇帝远，官溪沉沦了。每逢农历初二、初七，是传统的赶圩日子，迄今依然，只是风华不在，平常农忙集日，几乎不及上午十点半就曲终人散。市场经济的今天，周边村镇的集市，如雨后春笋，官溪逐渐散失了区域市场贸易中心的地位。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，官溪依靠传统商道上的商贸而兴起，因现代交通的转变而衰落，仅剩一个名存实亡的集镇，这意味着历史上的官溪有名无实了。一个地方的繁荣，需要几百年的涵化，但是一个地方的衰败，仅需几十年的流变。官溪之衰，衰在脱离传统的浙江母体；官溪之败，败在没有纳入现代的交通体系；官溪之亡，亡在没有夯实健全的产业体系。沧海桑田，官溪被时代抛弃了。
依据传统乡土社会的紧密程度，尽管官溪与八都的距离最为相近，但是依存度却应当最为薄弱，因为在闽浙赣边区贸易六个商镇中，八都是外围的一个贸易点，而且一个属于浙江江山，一个属于江西玉山，历史文化、社会心理迥异。从中可知，地理上的接近不必然是心理上的接近，心灵上的相通侧重于历史文化、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革。历史的发展似乎不以个人的意愿为旨归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官溪会与依存度最低的八都合并为一个乡镇，改称仙岩镇。所谓阴差阳错、今夕何夕也！至于推动官溪脱浙入赣、由江而玉的幕后推手，还有依据、理由，似乎无从知晓。即使有，也是道听途说，众说纷纭，难以自圆其说，遑论事实真相了。有人说官溪大溪流向玉山，依水系而划归江西；有人说官溪在江山的地图上凸出地插入玉山地界，依山势而划归江西；还有人说官溪是由江西解放军而非浙江解放军解放的，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而划归江西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需要认真、严肃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，不是红唇白牙能说清楚的。传统上，官溪属于浙江江山文化区域，官溪与江山其他乡镇的关系很密切，务农经商、婚丧嫁娶、烧香拜佛，还有读书做官、赶集走亲戚，源远流长，彼此走动非常普遍。官溪作为一个区域中心集镇的辐射力和影响力，从时间方面考量，确切地说与浙闽古商道同步，与母体江山的荣辱兴衰相生相伴，至晚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官溪已经相当兴盛了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，物换星移，官溪以致于江山，长时间所累积的人脉、文脉，还有影响与声望，随着革命的情势而翻盘，逐渐地消逝。解放之初，官溪乡属于江山县淤头区，1952年官溪划归玉山时，很多办公桌椅等东西大量搬到新塘边。按照规定，官溪划归的是广丰，但是遭到绝大多数官溪人的反对，因为官溪人，甚至整个江山地界的人，当年对广丰的印象不好，又穷又计较，这当然是刻板印象在作祟；关键是那时广丰划分地主成分的政策紊乱，只要你家有田地，你就是地主，然后强行分田地、搬东西。惯有的刻板印象加现实的利益驱使，在乡绅村民的反对下，官溪划归广丰这件事，就这样搁置了一段时间。出人意料地，官溪最终还是划归江西，只是由广丰变成玉山，以至于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很多官溪人，尤其在外地的，还不知道变天这件事。那时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（“吃公粮者”）不愿留在玉山，回流江山了，老百姓却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隶属浙江的官溪，缘何变成江西刀俎上的鱼肉，呼来喝去的，让人费解。官溪的龙脉被割断了！这种状况，深深地影响了官溪的社会生态。官溪逐渐地疏离了江山，艰难地与玉山融合了一个甲子，迄今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中，如同一碗夹生饭，江山不想吃，广丰吃不到，玉山吃了消化不了——官溪人顽强地坚持着身份认同上的主体性！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溪人的人格分裂，不屑说是广丰人，不甘说是玉山人，不敢说是江山人。这是一种弃儿心态，灵魂深处有一缕的悲怆一丝的挣扎。行政上的变革，可以拉近地理上的距离，弥补经济上的罅隙，却不可能削平文化上的落差，弥缝心理上的鸿沟。这是官溪人身份认同的情结与困惑。
迄今为止，还有些老辈官溪人会念叨：“我们江山人如何如何……”，颇有“我祖上阔绰过”的气概，言谈举止中，不屑与广丰人、玉山人为伍，尤其猜拳喝酒之际。当下的年轻人，念叨的是“我们官溪人如何如何……”，以此区隔玉山人、广丰人，饱含着一丝无奈一丝落寞。逐渐地，官溪在地之人只能、只得以“官溪人”作为身份认同的符号，以“官溪腔”作为语言区隔的招牌，“江山人”、“江山腔”这样的称谓，慢慢地淡出官溪人的生活。但是“官溪人”这个符号、“官溪腔”这个招牌，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中流通、使用，只要跨越传统官溪所能辐射、所能影响的地方，官溪人惟有无可奈何、气若游丝地声称：“我是玉山人”，然后不自觉地把眼神移开，如众人面前被抓的小偷一般羞赧，惟恐直面对方。
天作孽，不可违啊！似乎在心底，官溪人永远与玉山隔了一层，说不清也道不明，因为在官溪人的社会心理中，潜伏、沉埋的“江山人”心态一直挥之不去。“玉山人”的标签，官溪人是被迫贴在身上的，如街头巷尾的“牛皮癣”广告一般，让人不舒服，想扯也扯不掉。很多官溪人，尤其是与玉山关联性不强、卷入程度不深的，身在异地他乡，依然标榜“我是江山人”。只是夜行久了，难免碰到鬼。在面对“正港江山人”时，官溪人的底气明显不足，犹如泄了气的皮球，只剩下打哈哈的份了，然后又作一番解释和辩白，惟恐被对方误会为别有企图，难免有些尴尬。
这时候，让官溪人怅然若失的是，“正港江山人”依然不会认同这个自我标榜为“江山人”的官溪人为“自己人”！还有一些在外地讨生活的官溪人，张口官溪腔，绝口不提哪里人，但会很委婉地说：“我是官溪的”，遇到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识趣的，只得无奈地追加一句：“官溪属于玉山……”有时还有不耐烦的情绪。江西、玉山在这些官溪人心目中，聊胜于无。即使在玉山完全立足的官溪人，似乎很低调，因为灵魂深处还是有一种异乡之感，只要不是刻意而为之，官溪人在玉山的生活圈子尽可能地还是官溪乡友，特立独行者例外。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，因为无论你人到哪里，你的社会关系就延伸到哪里，除非你有意斩断。
只要有机会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官溪人还是乐意去浙江、江山讨生活的，“天堂杭州”对官溪人从来就有莫名的吸引力和亲切感，“英雄城南昌”则距离官溪人很遥远。这在婚嫁方面表现尤其明显，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，官溪女孩子做梦中都想嫁到浙江、江山，丝毫不会眷恋江西、玉山，娘家也会以此为荣，还多少会引来邻居羡慕嫉妒恨的眼光；当然如果是“官溪郎”找一位江山妹子做“压寨夫人”，知情者多少带些惊讶，一副不可思议状，因为随着官溪划归玉山，官溪人的婚嫁关系随之发生深刻的转变，只有官溪女孩子外流江山，罕见江山女孩子倒流官溪。大凡在浙江、江山立足的官溪人，特别是那些落地生根、手持浙江身份证者，偶然地触动那根敏感而脆弱的乡愁神经，往往会数落甚至破口大骂江西或者玉山的种种不是，完全是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心态，可谓“人阔脸就变”，全然不顾穷亲戚的感受。如此这般万象众生，怨谁？恨谁？怪则怪，“官溪”实在太过狭小，难以承载官溪人无奈而躁动的心。可想而知，行政区划的不当划分，对在地人心灵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多么久远。
2001年官溪乡降格为若干行政村，这是釜底抽薪的一招。“官溪”这个布袋，终于破了；“官溪”这个葫芦，终究碎了。这种脱离了江山母体、以官溪为依托的认同取向，自然无法抗拒玉山的吸附、诱惑和打压，“形势比人强”啊！一个显著而严重的现象是，官溪学子、商贩或行政人员，由于在玉山就学、工作和生活的原因，自然而然地或者被迫地习得两套话语表达系统，一种是“母亲的语言”——“官溪腔”，或者说有点变了调的“江山腔”，一种是主流的官方语言“玉山腔”，有些人还会下意识地去模仿“玉山腔”，有些人故意“忽略”，以至于“遗忘”父亲、母亲的话——官溪腔。那些从官溪走出去的所谓见过世面、经过风雨的文明人、城里人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有的官溪腔夹杂普通话，有的官溪腔混合玉山腔，有的官溪腔混搭玉山腔、普通话，有的干脆全盘普通话，或者全盘玉山腔，否则不足以言情，不足以达意，不足以标示；等而下之者，姑且不要说平常跟官溪人在一起，就是在父亲、母亲面前，还说不着调的怪味玉山腔，浑然不知父亲、母亲说的是哪门子话了。这也难怪，因为只要你一张嘴蹦出“官溪腔”，在玉山人看来你就是来自“化外之邦”、“蛮荒之地”，与其说是可笑的强者姿态，倒不如说是对这个非我族群（以玉山腔为认同的“玉山人”）下意识地排斥与抵制。弱势者自我保护的重要盔甲就是——习得在地人的语言，还有就是与在地人通婚！这种方法，屡试不爽。这在周边的江山人看来，似曾相识的官溪人无异于特立独行的另类、异类。这在晚清至民国时期，意气风发的所谓官溪“四家头”的列祖先贤看来，简直有辱门风、斯文扫地！行政区划的变更，严重异化了官溪人的心理，而且与玉山关联性越大、接触越紧密者越为甚，只是不自知而已。倒是那些地地道道的家乡父老，两条腿深深地扎根于官溪这一方天地，浑然一体，固执地——与其说是固执地，倒不如说是本真地——坚持着家乡的方言。
一个以“官溪”为依托的官溪人的认同取向尚且如此，如果连相对统一与独立的“官溪”这个依托都没有了，现在和未来的官溪人的认同取向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想必再过一个甲子——不，再过二十年，那时候的年轻人连“我们官溪人如何如何……”也不提了。一声叹息“官溪乡”，一地鸡毛“官溪人”……
纵观官溪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变迁，1949年政治上的鼎革，从长时段来看，这是官溪的一个劫难，尽管这是举国之变，但是毋庸讳言，对浙江、江山和官溪的影响，这是显见的，因为“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建立在江浙大地主、大资本家的基础之上”的，新中国屡次发动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运动与清算，对各地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不久远，官溪难逃这个罩门。举个军事上的例证。根据“民国时期江山县国民党将军名录”记载，中华民国在大陆短短的28年历史，非常罕见地蕴育出江山64位将军，还有一位女将军，其中上将1位，中将9位，少将54位，灿烂若秋天夜空中的繁星，当中更有国民党军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“三毛一戴”（戴笠、毛人凤、毛森、毛万里）。在众多将星中，不乏一些官溪之子，其中有一位是胡务熙，任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处长，少将军衔。还有保安戴笠家族与官溪胡氏家族的关系之密切，更是熟悉官溪的乡亲皆知的趣谈。但是新中国60余年，江山在军事上、政治上出类拔萃者似乎寥若晨星，官溪更是风云突变，物是人非事事休。
1949年共产党已经革了官溪的命，那些叱咤风云的官溪人，殉葬于国民党了！元气大伤的官溪，从此一蹶不振，雄风不在。
1952年第一次行政上的变更，官溪脱浙入赣，被迫脱离江山母体，成为一个弃儿、孤儿、流浪儿，官溪人“摸着石子过河”，艰难地踏上了异化与归化的变奏之途，幸运地是50年来官溪依然是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行政主体；
2001年第二次行政上的变革，官溪分崩离析，撤销乡镇建制，归并仙岩镇，官溪连作为一个弃儿、孤儿、流浪儿的资格和身份都没有了，全国范围的撤乡并镇浪潮扼杀了官溪这个弃儿！如果说政治上的鼎革是宿命，第一次行政上的变更颇具主观偶然的话，那么官溪没有有机而有效地因应和融入交通上、产业上的剧变而导致的发展脱序，这是官溪衰败的客观必然了，以至于第二次行政上的变革干脆在地图上抹杀了官溪。“官溪”之殇，在政变，在交通，在脱离母体，在迷失自我……
原文转自：新浪微博 官溪社区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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